周末是薛小姐在长的最后一天。

之所以叫她薛小姐，并不是恭维或鄙视或矫揉造作，我觉得如果在上世纪初，她应当是生长在某个大户人家并接受过新思想的小姐，一面口沫横飞高谈民主自由，一面啜着下人们端上来的茶点。

我们约在南岭校园里见面，她一如既往的迟到。在面对面吃完最后一餐后，拿了行李就直奔民航宾馆。四点的大巴，到达时还可以休息半小时。我指着戴一对薛蓓说：“这个小伙子还不错，好好珍惜吧”。必须要好好珍惜，我还指望着去新加坡能有人接待。

最后告别一如刚见面的那样一个拥抱，嘴里说着再见，再见又不知等到哪天。薛蓓将在9月份毕业，下次再见她应当有不同的身份了吧。

我们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去的丰年家，在他家小区里等了几十分钟才见他笑呵呵的过来。

赵丰年，就是被薛蓓骚扰过的那位，曾任“七色天”文学社的社长，交通学院，高我们两届，一表人才，毕业后在一汽大众享受生活，是个舞文弄墨的好手；后来慢慢的不写东西了；再后来，到我们毕业那年他领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；再后来，断了音讯——这次回来，薛蓓问：“你们多长时间没见他了？”晶晶说：“你多长时间没见，我们就多长时间没见了”。毫无疑问我们要强烈谴责这种有了媳妇忘了朋友的行为，可是又想，他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媳妇，多么不容易啊，于是心里又原谅了他。薛小姐也会跟着谴责，但又说：“这些也只能背后说说，真要是见了面，心就软了，怎么说的出口。”

今天是他单身的最后一天，明天是他大喜的日子。他才应该是主角。

我们被带进了他的新房，一屋子的亲戚朋友忙忙碌碌，丰年兄一直说：“这一辈子只能结一次婚，太累了，太折腾了。”准嫂子在旁边瞅，估计心里在想：“你到试试看”。

我们欣赏了结婚照，送了祝福，聊了工作、聊了生活——这跟六年前的我们毫不相干。彼时的我们也会挤在赵丰年的宿舍，聊选谁的文章、怎么排版和“天涯诗旅”；也会帮助经营不善的“野百合”酒吧出谋划策，蹭吃蹭喝，虽然最后还是黄掉；也会琢磨着放假去哪吃、去哪玩。而如今，我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各自的世界、都有或多或少的一摊子事情要去打理，即使每天都在同一个城市里穿梭，也很少碰面。

周六的婚礼是这四天来的重头戏。虽然都说丰年兄略显发福，可在婚礼的这天还是那么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——一如婚礼司仪之所言。我们坐在红地毯旁边靠近门口的地方，看见新娘缓步走进大厅，又看见新娘的父亲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，听到新郎对新娘的肉麻表白。接着交换信物、喝交杯、摁手印、点蜡烛。一切都是那么真实，当新人的父母上场时，鼻子不由一酸。时光啊——那个曾经见到女生还会脸红的少年！

我们在婚礼的最后离开，新郎跟我们一一告别，“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啊”，这是丰年兄历来的离别赠言。我问薛蓓：“有没有不太一样的感觉，虽然很早就知道他要结婚，但真到了现场，还是觉得不一样。”我们走出饭店，天比早上要更阴，路边的柳枝在微风中抽出嫩芽，4月11号，看来春天到了。